儿童文学比成人文学更容易突破政治制度的界限和宗教信仰的藩篱，顺利地、迅速地、广泛地赢得其它民族的读者。儿童文学最容易横向流传，最容易相互拥有。世界儿童文学家在中国的同行们，一方面继承中华民族足以令世人羡慕的悠久而卓越的文学传统，一方面用他们的眼睛和心灵，大胆地、放手地、全方位地向世界儿童文学宝库索取。这后一方面我们还拥有了其禀赋和才能都完全可以媲美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大师级专家，他们光荣的名字中，我们首先应该提到任溶溶和叶君健两位先生。正是因为如任、叶两先生这样的外国儿童文学译介者们卓越而有成效的文学劳动，儿童文学的全人类共享性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实在的有力的证明：现今的中国正像广袤而肥沃的、被翻耕得十分松软的土地，任何从国界界碑以外飘飞而来的儿童文学优良种子，都可以、都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落地生根。
中国广泛接受世界儿童文学，是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前提性条件。我们广泛接受了世界儿童文学，从世界儿童文学宝库中汲收我们所必需的和我们应该汲收的艺术营养，这样我们所创造的儿童文学才更容易被世界所理解和接受。我把“拿来主义”有效地实行，看作是我们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准备。没有这个准备，我们今天的儿童文学要走向世界就不可避免要流于热闹的空谈。这在我们不远的历史上是有足够的经验教训的。我们连续有许多个年代游离于世界文学之外。我们同世界文学是相互拒绝、相互排斥。世界认为，中国曾经有过令世人羡慕的文学传统，而20世纪却长期被政治宣教所代替。在这里，在这时，我们拒绝世界和世界拒绝我们就是同一回事，我们不屑于走向世界和世界厌弃我们的政治宣教，就是同一回事。
事实上，我们那几个年代的儿童文学，除了《海滨的孩子》等少许作品外，大多丧失了全人类共享之可能。
80年代，我们以令世人惊叹的速度转过弯来，敞怀接纳并消化世界儿童文学，世界却难以以同样的速度转过弯来，改变他们对中国文学实用于政治宣教的印象（现在还很难在欧洲诸国的儿童文学图书收藏中心找到中国大陆的书就是个明证）。当我们的儿童文学走向世界步履艰难的时候，我们的儿童文学工作者应该清醒、努力而持久地从世界儿童文学宝库中汲取艺术营养，从我们自己这边加强儿童文学的全人类共享性。我们只能采取这样一种现实的态度，选取我们可行的途径。我们的焦躁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我们需要准备，我们需要等待，我们需要努力———包括积极解决从国外购取版权的问题。
儿童文学的全人类共享性，从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这一面说，确实是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证明。但是把范围缩小到我们国内，缩小到海峡两岸，则已经是有足够证明的了。海峡两岸政治制度不同，意识观念也有所不同，连敌对关系都没有结束。台湾并且还有一个叫邱杰的人发表题为《玄奘·张骞·吴三桂·林焕彰》的文章，说1987年先觉者如林焕彰先生带头到内地来作儿童文学交流是台湾儿童文学的“吴三桂”，在岛内发生了一些争议；那里还有学人以为接受内地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是引进“外劳”（从境外接受劳务之意），不可不加限制，也在岛内引发了一些不同意见。那里也有人认为从内地输入儿童文学作品，会产生对内地的过度依赖，造成社会主义思想的侵入，结果会打压了台湾儿童文学作家。然而海峡两岸纵然是苦分难离也毕竟依然是使用着同一种语言文字，同着一条中华民族的根脉。所以尽管开始有种种人为阻障，内地的儿童文学还是比成人文学更早更多地进入了台湾。
从1987年开始，海峡两岸儿童文学相互在对方出版。单就台北所出版的内地儿童文学作品和理论研究著作，据不完全的统计，到1994年12月为止，以单册形式出版的有140种，从1987年到1993年10月为止，以儿童文学套书形式出版的有35种。实际数字一定比这数字要更大些。几乎内地获得好评的儿童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都有了台湾的繁体字版。这些繁体字版的内地儿童文学著作的作者，有周锐，沈石溪，秦文君，张之路，张秋生，戎林，金波，刘兴诗，孙幼军，吴梦起，董宏猷，葛冰，冰波，曹文轩，鲁兵等。这些不止一次在台北书店出现的名字，不也正是内地最活跃的创作中坚么？而台湾的童诗传到内地后，也在内地同行中引起热烈的肯定的反响，并且引起选家和研究界的浓厚兴趣。
所有这一切，都在说明着：我们今天的儿童文学从艺术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已经具有了相当的突破地域限制、突破政治体制隔阂的内在力量。内地儿童文学在台北出版，有的作品，如周锐张秋生的童话，还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自发流传，这绝对不是交易或其他什么的产物，也不是热心人为了在台湾传播内地儿童文学，而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台北出版经营者的商业行为，正如秦文君在她的《文友》一文所描写的：明明一对很要好的朋友，可一到出版签约，两人就“正襟危坐，措辞谨慎”，“完全成了在谈判桌前的对手”。从这里，我们找到了一种我们的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的自信。
这一事实从一个侧面证明：我们的儿童文学很少被欧美人了解，一个原因就是语言文字的障碍。只要克服语言文字的阻隔，我们的儿童文学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被西人所接受，走向世界的问题也能部分地得到解决。
语言文字障碍无论如何只能说是造成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步履艰难的问题的一部分，而远不是问题的全部。这有实例为证。
我可以举出的第一个实例是，《1001夜》最早形成的文本当然是阿拉伯文的，它是古伊斯兰地区的一部文学经典。可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过欧洲文学，成了欧美少年儿童的普及性文学读物。它被译介到欧洲时，不也有语言文字障碍吗？
我可以举出的第二个实例是，5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相互译介儿童文学作品。中国有小批量的如张天翼、严文井等作家的代表作被译成俄罗斯语言出版，算是已经传入欧洲。但是它们也不能成为“保留节目”，没能在俄罗斯少年儿童中流传广泛，自然后来出版全集性的”儿童文学宝库”时也没有再被收入。
可见，我们还着实应该讨论怎么样才算得是“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
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机构把中国文学作品译成外语送给外国相应机构和有关人士。说这就叫“已经走向世界”，只能理解为是迫不及待心境中的一种的心理自慰。这应不是“走向世界”的本意。
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中一部分其简况被有的国家所知，被存入他们的电脑，这种对中国儿童文学轮廓性概貌性的了解，也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
《牛津大学儿童文学指南》条目中已经提到了《闪闪的红星》，这是不是就算这部作品已经“走向世界”了呢？这部作品在那个特定时期有相当代表性，外国个别的儿童文学研究者注意到这部作品，透过它来了解中国“革命文学”的面貌，但这当然也不算“已经走向世界”。
“走向世界”其本质性的涵意，应该是自发地被外国译家所挑选，译介出版后自发地受到好评；又自发地在少年儿童中间不胫而走；不同程度地相当持久地被流传；而且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应该有成批量的儿童文学作品被世界儿童文学史所评价所记载。如果这才算得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那么我们离那样一个境界无疑还是很遥远，甚至很难指望在我们这几代人手里完全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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